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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方以智:流寓新寧的一代宗師

      添加時間:2017-11-29 09:15:33 來源:中國崀山網 文/長湖墨語 瀏覽: 評論數: 參與量: 收藏本文

        新寧在五嶺之中,歷來雄踞湘桂之孔道,扼守八峒之要沖。邑人謝國安在《夫夷形勝賦》中贊曰:“山川之勝不后衡湘,關隘之堅奚誇函劍。”形勢險峻,地理位置重要,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,亦為文人墨客所鐘情。歷代王朝更迭之際,不少前朝遺民即紛紛避居夫夷,流寓新寧,暫忘山河破碎之積郁,寄托身世飄零之苦愁,或流連山水,或吟哦嘆詠。新寧山川形勝、社會俗世亦以博大之胸懷,接納他們、包容他們,使之暫避亂世之紛擾,得享一時之安寧。在流寓新寧的遺民當中,又尤以前明居多,南明永歷小朝廷中的方以智、朱昌時、劉明遇、金堡、丁時魁、張同敞等皆流落新寧,或避禍,或隱居,新寧人文風光一時無二,與晚清楚勇崛起之時不相伯仲。特別是一代宗師方以智在流離湖南期間,寓居新寧近兩個月,對其人生轉折產生了重大影響。

        傳奇人生:明亡清興的見證者

        方以智,字密之,號曼公,別號龍眠愚者、鹿起山人、澤園主人,“逃禪”出家后法名弘智、行遠、藥地、無可、墨地等,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、哲學家、文學家和科學家。

        明萬歷三十九年(1611年),方以智出生于安徽桐城方氏官宦儒學世家,自幼隨父方孔炤游歷川蜀、閩浙、湖廣、京師各地,見識頗豐,發筆有凌云之氣?!肚迨犯?middot;方以智傳》載:

        以智生有異稟,年十五,群經、子、史,略能背誦。博涉多通,自天文、輿地、禮樂、律數、聲音、文字、書畫、醫藥、技勇之屬,皆能考其源流,析其旨趣。

        方氏是當時桐城世族,方以智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幾乎都是碩學鴻儒。且在游歷過程中,與黃宗羲、陳子龍以及西方傳教士畢方濟、湯若望等四方學者相往還,切磋學問,過從甚密,既對傳統的中國哲學有更深的了解,又對“西學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,為其最終成長為一代宗師奠定了學識基礎。

        美國學者余時英在其《方以智晚節考》中,對方以智一生作了一個十分簡要精當的概述:

        密之一生,大節凜然。早年懷血疏為父鳴冤,孝名滿布于中朝。中歲避黨禍流竄南荒,姓字見重于鄉曲。及乎國亡不復,則去而逃禪。

        綜觀方以智傳奇的六十一年人生,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:

        早期從青年時代到明崇禎十七年(1644年),過的是貴公子的詩酒生涯,并由“狂生”入仕經世,以血疏替父伸冤,最后目睹明王朝轟然倒塌、土崩瓦解。

        青年時代的方以智先是蟄居桐城,或熟讀經、史,或賦詩作文,亦于“萬物之理”用力甚多,信手札記,累積素材頗豐,撰成《物理小識》、《通雅》等著作。此時的大明王朝已是風雨飄搖、日薄西山,走到了末世。在國家處于“狼狐又見兩河東”的情勢下,方以智發出了“少壯幾時能起舞”、“讀書無所用,何為空閉關”的質問。

        1633年,方以智22歲,下定了“入仕經世”之決心,趕赴南京參加秋試,無功而返。次年,方家舉家流寓南京,方以智在此度過了六年的詩酒生涯。

        末世的南京,煙柳籠紗,秦淮挽月,煙雨香風很快令方以智陶醉,寒窗苦讀讓位于詩酒酬唱。結社交游、慷慨清議是晚明士林之風氣,方以智結識了侯方域、陳貞慧、吳應箕、冒辟疆等一眾名士,“接武東林,主盟復社”,品評人物,議諷朝政,切磋學問,上揚州,下蘇州,以文會友,名聲大振,與陳、侯、冒成為名噪一時的“復社四公子”。“醉挽江東年少群,登高作賦更多聞,日隨白玉堂中宴,夜作黃金臺上文。”他們用這種頹放消極的極端態度,以抒發心中塊壘,獲得暫時麻醉的快感,躲避邊關告急、國事不堪、頹風漸緊的現實。

        所幸儒家的傳統在方以智身上烙印很深,他并未因沉溺酒色而不能自拔,放浪形骸之余開始反思,乃作《贈內》詩表明心跡:

        少年挾劍走江湖,近在秦淮傍酒壚。

        難道讀書萬千卷,只宜努力作狂夫?

        于是他再次拾起科舉為官之途徑,在經歷兩次落第的沮喪之后,終于在明崇禎十三年(1640年)中得進士,“受厭公庭革履聲”的“狂生”方以智,方始入仕朝廷作公卿。

        所謂“福兮禍之所伏”,在方以智殿試中進士之前三月,其父方孔炤因“時相所忌,以失律逮下獄”。進京參加殿試前,方以智以舉人身份向崇禎帝上《請代父罪書》,望能允他代父一死,以白冤曲。中進士后,方以智繼以“猿腸鵑血,哀動長安”之志,為父伸冤,如是者達一年又八個月之久,執著孝行終得所感,方孔炤冤案了結,于明崇禎十四年出獄。

        正當方以智欲大展身手之際,時局卻截斷其機會。崇禎十七年三月,李自成率軍破北京內城,崇禎帝于煤山自縊,大明王朝應聲而塌。方以智被義軍所縛,遭刑逼降,未從,后乘隙逃脫,輾轉奔南京投南明弘光政權。途中作《哀哉行》以記其事:

        十年誤國登鼎臺,子孫累轂高門開。

        小臣拜祿十七石,卻生此日當其災。

        中期自甲申從北京逃返南京,又經浙江、福建至兩廣、湖南,經歷了曲折顛連的艱難年歲。

        福王朱由崧借“復國”之由,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,卻被馬士英、阮大鋮等奸佞之人把持,統治者昏庸荒淫,朝臣明爭暗斗,重起黨爭之禍。且方以智流寓南京之時,與馬、阮有隙,二人“修怨欲殺之”。方以智哀嘆:

        未有汾陽復兩京,江東草創黨人爭。

        障天欲入賢良罪,在野虛存月旦評。

        坐見網羅摧鳳翮,可能遷徙避梟聲。

        陰風匝地浮云黑,耿耿長虹何處明!

        方以智為勢所逼,被迫離別家人,變名換姓,經浙江、福建,南逃廣州,寄居故人姚其胤門下,以授業、賣藥為生。

        清順治三年(1646年),桂王朱由榔由丁魁楚、瞿式耜擁立,在粵西肇慶即位,定明年(1647年)為永歷元年,號南明永歷小朝廷,任方以智為少詹事,翰林院侍講學士。奈何黨派爭斗、權貴傾軋、太監專權與弘光小朝廷并無二致,方以智屢受排擠,事無可為,乃堅決遁跡于湘桂黔交界的苗峒之中,過著“曲肱茅屋雞同宿,舉火荒村鬼作鄰”的隱居生活。隱退之后,方以智累上十疏,堅辭永歷所授東閣大學士之位,并在詩中說“西南更望層云黑,誰把新亭淚眼看”,表明其對永歷小朝廷的失望。

        自此,方以智以授業、行醫、賣藥之名,行跡于湘、桂、黔、粵之間,考苗峒邊界,察風土人情,交前明遺民,暗中聯絡各方抗清志士,待舉反清復明義旗之日東山再起。有學者據此考證,金庸小說中之天地會、紅花會、洪門以及陳近南的原型,都與方以智有著莫大的淵源。

        清順治七年(1650年),清兵攻入桂林,瞿式耜與張同敞守城殉難。對方以智,《清史稿·方以智傳》如此著墨:

        行至平樂,被執。其帥欲降之,左置官服,右白刃,惟所擇。以智趨右,帥更加禮敬,始聽為僧。更名弘智,字無可,別號藥地。

        從此,方以智“逃禪”“批緇為僧”,云游四方,弘揚佛法,著書立說。從輕衣肥馬的貴公子到流離轉側的苦行僧,從燈紅酒綠到黃卷青燈,從入世到出世,這一階段是方以智一生的轉折點。

        晚年的方以智,于清順治九年(1652年)北歸桐城,到清康熙十年(1671年)六十一歲時,歿于贛江上萬安城外的惶恐灘,“完名全節以終”。這一時期,方以智常居桐城、南京及廬山五老峰,皈依佛教曹洞宗,晚年定居江西廬陵青原山,自稱極丸老人,與湘西草堂的船山先生多有書信往來。他潛心學術,寫出了大量理論著作,在學術上終成一代宗師。

        流寓新寧:方以智流寓新寧始末

        方以智于永歷元年(1647年)由新寧入湘,永歷二年又由新寧出湘,兩度寓居新寧,其時年37、38歲。

        《(光緒)新寧縣志·人物表·流寓》記載:

        方以智,字密之,桐城人,崇禎庚辰進士,官翰林院正詹。國變后,與瞿式耜等共立桂王。王以為學士。丙戌后,自桂林來寓新寧蓮潭庵。……

        丙戌年,即公元1646年,明亡后兩年。

        根據方以智的自述,我們大致可厘清其流寓湖南的前后經過。

        南明永歷朝是一個動蕩、流離的小朝廷。永歷元年二月,清軍由廣西平樂分兵進逼桂林,欲將駐桂的永歷小朝廷掃滅。二月二十五日,永歷帝逃往廣西全陽,方以智攜家帶口在大雨滂沱中乘舟逆漓江而上北奔靈川。其《流離草》中載有《奔靈川》一詩,詩云:

        棄余舟兮江邊,臥轏車兮難前。

        里余首兮喘急,仰瞻兮蒼天。

        風發發兮不得息,雨滂沱兮奔靈川。

        方以智舉家到靈川后,未作停留,即棄舟改車,繼續北上,經全州西延(今資源縣),約于二月底進入新寧,隱居在新寧的夫夷山,一直到四月二十日,在新寧寓居約兩個月時間。在此期間,永歷帝被劉承胤挾持到武岡,并改武岡為奉天府,方以智深感失望,“是以棄家不顧,抱疾入苗峒耳”,由新寧輾轉流離于城步、綏寧、靖州、洪江、辰溪等苗瑤峒地,于永歷元年六月到達沅州(今沅陵),七月至芷江,八月到芷江縣西的天雷山、西溪苗中。十一月清兵攻陷沅州城后,方以智為躲避清廷的追索逼官,隨即入“被左”。據其在此期間所作詩文判斷,“被左”當指靖州及貴州天柱、黎平一帶,時間應在永歷元年十二月底至永歷二年二月底。隨后,方以智于永歷二年三月回到武岡洞口,此時南明永歷朝與清廷的交戰呈膠著狀態,時局相對穩定,方以智在洞口度過了一段比較穩定的生活,讀書、游雙璧崖、送子上學、組葦緣秋社、競渡吊屈原,稍得自在。永歷二年九月,方以智由洞口經武岡再至新寧,游歷了石幕、蓮潭,又于九月九日訪臨蓮磯佛閣(應為放生閣)。嗣后,方以智于永歷二年十月抵達桂林迪塘,結束了在湖南的浪游歷程。

        方以智攜妻子及三子方中履暫隱新寧夫夷山期間,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涯暫時得以中斷,獲得了短暫的喘息之機,生活安穩而自在。依據方以智在此期間的詩文,其在新寧的寓居生活和心路歷程基本可歸結為游歷山水、勸人歸隱、傷情流寓、思索生死、調和儒道、不忘時局。

        流離難忘山水情。年輕時的方以智,不一定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,但也是鮮衣怒馬的貴公子,自幼隨父游覽大江南北,“好游名山,乃生性使然”。永歷元年到新寧時,正值春光明媚,方以智自感受到了新寧自然美景的熱烈歡迎,心情自是爽朗,在詩作《入夫夷》中說到:“崀笏金峰許結鄰,山花迎我一溪春。”在新寧時方以智寓居蓮潭,常在放生亭流連,禁不住思鄉之苦,又感嘆人生顛沛,作《放生亭看月》:

        一片鐘山月,那從嶺外看。

        昔嘗臨北闕,今獨照南冠。

        萬里天難問,三更影易寒。

        夢中兒女路,莫憶舊長安。

        此時,其好友、名相張居正之曾孫張同敞與丁時魁都在新寧,而方以智喜歡上了崀笏、金峰二山,于是主動與丁時魁邀請張同敞同游金峰山?!?光緒)新寧縣志·藝文志》錄有張同敞《方密之、丁金河招游金峰不果》一詩,詩云:

        飛盡華凝月,山寒欲墮時。

        高峰人不到,一夜夢頻移。

        籟萬盈空谷,巖千系別思。

        最憐閨怨笛,莫向此間吹。

        可見這次游歷并未成行,但足可見方以智雖在流離中命途多舛、前途未卜,卻仍鐘情于山水,不忘游覽抒懷。

        忠君歸隱兩難全。永歷帝于永歷元年二月逃到廣西全陽后,詔命方以智為內閣大學士,并遣使張應斗來新寧。一方面,方以智難忘國恩,未改忠于明朝之心。他在《詔使敦趨病中書此》詩中有云:

        臣家從父祖,世受國恩多。

        ……

        誓灑胸中血,先投湘水波。

        可見雖流離新寧而忠君愛國的情操始終不變。另一方面,方以智以《答吳年伯書》、《夫夷山寄朝貴書》二文婉辭官職,并前后共上十疏屢拒不受,表達了不就閣職的決心。同時,他還以私人情誼屢勸朝中好友棄官歸隱。在其詩作《即贈詔使張供奉應斗》中以“倘留耕鑿地,即此祝堯天”規勸張應斗,并托張帶信給追隨永歷帝的好友劉湘客和吳德操,力勸他們歸隱。在《寄劉客生》詩中說要“麻鞋還待子南歸”,便是援引周邵之事,勸劉湘客棄官同隱。在《寄行在吳鑒在》中則云:

        但望浮沉日飲醇,何圖骨鯁作名臣。

        ……

        敢言大廈難支木,何處名山讓采薇。

        明確指出在大廈將傾之際,忠臣亦無濟于時局,何不去往名山采薇、不食周粟呢?

        酷愛《離騷》寓湖湘。方以智生性酷愛《離騷》,在文學復古運動中即屢倡《詩經》、《離騷》,并仿《離騷》作《九將》。在《再柬示別山諸子》詩中有“生愛擬騷來楚澤,卻因避地飯胡麻”句,十分明確地表明了流離湖南原因之一是因為天生喜愛《離騷》。到了新寧后,方以智又在《入夫夷》詩中說“卜居才誦先流淚,游子今朝是楚人。”一入湖南,就想起屈原的《卜居》,不覺悲從中來,并干脆自稱為湖南人。方以智在洞口隱居讀書期間,恰逢中元競渡,又作《值洞口中元競渡》詩:

        中元競渡亂中流,客亦攜尊上桂舟。

        欲吊靈均齊灑酒,洞人知汝為悲秋?

        他還另撰《屈子論》一文以吊屈原,足見其對屈原及《離騷》的推崇和喜愛,在浪游的方向上選擇湖南也正遂所愿。

        咫尺衡岳思生死。方以智寓居新寧時正當中年,前期經歷過人生的大起大落,幸得大難不死。他在蓮潭庵隱居養病,偶遇一來自南岳衡山的僧人(或是釋一念?),兩人俱為動蕩亂世中流離的寓客,惺惺相惜,或有過多次抵足而談,方以智為衡岳所吸引,也開始思索生死問題。他在為僧人所撰寫的《九龍盆飯僧題辭》中說:“丈夫生當亂世,欲舍此生久矣”。方以智感嘆俗世之中雖多是名利之徒,沾沾自喜于食厚晏溫,但卻也有“愿棄家而游五岳者”。自己有這種念想已有很久了,可是又不得不面臨“泰岱太行太華嵩高霍山俱淪區脫”、“以好游名山之殘生,咫尺衡岳又不能去”的殘酷現實,心中充滿了深深的悵然感。但方以智亦自有解脫之途,他在《臥游總跋》中言及,“愚者自少好此,老而遣放,忘山忘道,兩折三番,理窟尊幢,未免龂龂角立,不如以煙云化之”,去五岳“舍此生”難得,在殘存的河山中游山玩水,亦可視世事如煙云,了卻殘生。

        調和儒道成至性。傳統儒家認為,要守禮法,最忌放浪形骸。而道家認為,禮法是桎梏人的刑具,為人曠達才是真性情。所以世人皆認為曠達者必不守禮法。方以智承襲方家三世理學淵源,自得禮法謹介之精髓,但他又生性曠達、酷愛老莊,因此畢生追求“三教歸《易》”、調和儒道。他認為:

        至人之曠達,正所以成其謹介……圣人之教以謹介致其淡然,至人之道以曠達致其淡然,其致一也。儒者與達士,何相非之甚乎?

        流離到新寧后,方以智即撰寫了《曠達論》,重新詮釋儒道哲學,借此調和兩家,合一曠達與謹介。他以為:

        世所為儒者多有二?。焊F理而不博學,聞道而不為善。故其所言未嘗不至精,而所謂粗者正恐未必淡然也。世所為達士,專以任誕,自便于聲色貨利之場,豈非老子之罪人哉!

        能做到自行至性即符合人情,若能淡然于富貴貧賤而又自行至性那就更符合人情。

        關心時局多清議。方以智流離新寧,雖貧苦心悲,但時刻關注時局,關心抗清活動。永歷元年三月前后,方以智在新寧夫夷山作《芻蕘妄言》。他在文中提出了五項建議主張:一是改革制度,革官除冗、指揮無礙,守令將帥互兼、屯田養兵養民;二是倡立土塞,鼓勵豪紳依保甲之法組織土塞,以保家復城;三是廣開餉源,屯田、開礦可足食足兵;四是重用說士,“尺一之詔,不如三寸之舌”、“凡人之情,不過避害計利耳”,當廣求說士;五是廣布間使,“無間謀是無耳目”,“宜多募義士,變服蠟丸,布于四方”。寫成《芻蕘妄言》后,方以智還托好友劉湘客呈送給永歷小朝廷,期望永歷帝能采納其“妄言”。然而,大廈將傾豈是一人之力所能扶?方以智身隱山野,人微言輕,只能徒作清議罷了。更何況是寄希望于大勢已去、傾軋內亂、腐敗無能的永歷小朝廷身上呢?因此,盡管方以智流離湖南期間屢作清議良策,亦未能挽狂瀾于既倒,于事無補了。

        死因之謎:惶恐灘頭的未解迷云

        滔滔贛江,沿途有十八灘,位于萬安縣境內的惶恐灘是十八灘之首?;炭譃┧胤Q“鬼門關”,青山壁立,怪石嶙峋,急流險惡。 歷史上,那些途經此地的失意文人、貶謫政客或窮途英雄,在惶恐灘如此驚險之地,便聯想到國難深重、命途渺茫、身世飄零,不禁悲從心來,黯然涕下。

        北宋哲宗紹圣元年(1094年),蘇東坡年近花甲,一年之內四度貶謫降官,被流放安置到嶺南惠州,船行途經此地,望窮山惡水,觸景生情,乃作《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》,內有詩句曰:

        七千里外二毛人,十八灘頭一葉身。山憶喜歡勞遠夢,地名惶恐泣孤臣。……

        南宋孝宗淳熙三年(1176年),豪放詞人辛棄疾經過惶恐灘上方的皂口壁時,提筆寫下了“郁孤臺下清江水,中間多少行人淚”的感慨詞句,“借山怨水”、借景抒情,家國淪亡之創痛和收復無望的悲憤奔涌而來,借機而一吐胸中愁苦與不滿的塊壘。

        南宋祥興元年(1278年),文天祥被元軍俘獲,后被元軍押解在船并追擊南宋末代皇帝趙昺,過零丁洋時回憶起自己率軍在惶恐灘被元軍擊潰的情景,遂寫下了《過零丁洋》這首千古名詩:

        辛苦遭逢起一經,干戈寥落四周星。

        山河破碎風飄絮,身世浮沉雨打萍。

        惶恐灘頭說惶恐,零丁洋里嘆零丁。

        人生自古誰無死?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        1283年,文天祥在元大都舍生取義,歸葬吉安廬陵故里。巧合的是,蘇東坡過惶恐灘580年后,文天祥留下千古絕唱400年后的清康熙十年(1671年)十月七日,身為大明遺民、“明季四公子”之一的方以智,因“粵難”事發,為清兵所羈,逆贛江而上從江西押赴廣東,又一次途經惶恐灘頭。是夜,惶恐灘頭突起狂風,惡浪滔天,船只幾近傾覆,燈火全滅。待船上兵丁站穩腳跟,點亮燈火,才發現方以智失蹤了。這是方以智次子方中通的記載,他在《陪詩》卷四《惶恐集哀述》詩注中云:

        “辛亥十月七日舟次萬安,夜分波濤忽作,老父即逝,而風浪息”。

        方以智三子方中履也在《宗老梅先生七十序》中寫道:

        “既而惶恐灘頭,先公完名全節以終”。

        總之,在方以智親人的記載中,對其辭世的表述頗為婉轉隱晦。時隔300年后的1971年,余時英先生由此發散,引據時人的詩文多方考證,撰《方以智晚節考》、《方以智晚節考新證》、《方以智死節新考》、《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》等系列文章,考證方以智乃“自沉贛江”。

        但于清季的官方史料而言,對方以智的死態度又顯得十分曖昧?!肚迨犯?middot;方以智傳》僅以幾句話記載,語焉不詳:

        “康熙十年赴吉安,拜文信國墓,道卒。”

        文信國,即文天祥?!锻┏强h志》也有相關記載:

        “旅病萬安,臨終猶與弟子講業論道,不及世事”。

        這些官方史料所呈現的事實,更偏向于方以智是“病歿”。一些民間記載也傾向于此說,明末文學家、“易堂九子”之一的彭士望在《與謝約齋書》中云:

        “木公(方以智)病背發,卒于萬安。”

        此書之尤為重要的是透露方以智之死為“病背發”。其《樹廬文鈔·首山濯樓記》亦云:

        “怡然行素,不為恇,而卒以疽發于背,血肉崩潰,言笑從容,觸暑載馳,終焉致命。”

        由此可見,方以智之死,無論在當時之爭議,乃至今人之考證,都莫衷一是,迄今仍無信史可考、無定論可結。然以方以智平生、特別是晚節而論,其雖“逃禪”至深,卻從未割舍“俗緣”而去,更深陷“三教歸《易》”與明清革鼎的錯位之中。其在流離中所作《獨往》早已表明心跡:

        同伴都分手,麻鞋獨入林。

        一年三變姓,十字九椎心。

        聽慣干戈信,愁因風雨深。

        死生容易事,所痛為知音!

        既然不能超脫現實,那么在惶恐灘頭了卻塵身,于方以智而言卻未嘗不是理想的歸宿。若非方以智在惶恐灘辭世,只怕也會赴文天祥之后塵,再過零丁洋了。只是,對文天祥而言,“惶恐”是憂患家國天下,“零丁”是感嘆抗元義旗獨木難支,而對方以智來說,“惶恐”則是自身理念與現實之間南轅北轍的方向性分歧,“零丁”則是感嘆獨木難支、知音難求、生死易了!

        有意思的是,有關方氏之歿,在邵陽另有一說。清道光年間,邵陽人劉紀廉協助鄧顯鶴編撰《寶慶府志》,此志《方以智傳》載:

        丙戌……以智與粵中舊臣瞿式耜等共立桂王。丁亥……以智遂寓居新寧蓮潭庵……或傳其至洪江赴水死……其實以智鼎革后為僧居青原,世稱大可和尚;或傳其死洪江者,妄也。

        此說僅見于《道光寶慶府志·方以智傳》(126卷15頁上,《(光緒)新寧縣志·人物表·流寓·方以智》條亦從此說),且劉氏對方以智極為崇拜,勤于搜集其在湖南史跡,劉氏在揣測方以智“自沉洪江”的同時又予以否定。若非杜撰,則此說不可空穴來風,當為方以智有意作徹底隱姓埋名之手段。若為杜撰,則實難度劉氏之意。然從余英時之說,豈非道光年間學者之杜撰,已有意以自沉洪江之“妄”而暗藏自沉贛江之“真”乎?

        一代宗師:“百科全書式”的大學者

        方以智一生坎坷流離,在明清鼎革的動蕩中,由鮮衣怒馬的貴公子轉變為黃卷青燈的出家人。但“天崩地坼”并未動搖他的好學之心。方以智喜深思、務博學,既不排斥“西學”,又不盲從“西學”,在向學人介紹西方的科學知識的同時,也總結當時國內的先進科技知識,對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貢獻。他還突破前人藩籬,將自然科學新知引入傳統哲學研究,于天文、地理、醫藥、物理、數學、音韻文字諸學,皆能析其旨趣,被譽為“百科全書式”的大學者,與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并稱為明末“四大思想家”。

        “東方的黑格爾”。公元1816年10月末,在普魯士王國海德堡大學的講壇上,創立了偉大哲學體系的黑格爾放言高論:

        無論中國人的文化名聲多么大,典籍如何多,在進一步的認識之下,就都大為減色了!

        他的意思是說,中國的哲學是淺薄的,而且往往淪于空虛。其實,黑格爾所不知的是,就在他發表這場著名演講的164年前,中國的廬山上,比他大160歲的避世僧人方以智,正在撰寫一部叫作《東西均》的著作。書中所著重闡發的,正是后來黑格爾所常講述的“三位一體”的辯證法,而其思想的深度,完全可以與黑格爾相媲美,毫無遜色,且比黑格爾早提出160多年,稱為黑格爾思想的先行都不為過。方以智家學淵遠,自來深思方家三世理學與外祖吳應賓“三一”之學,深刻體會《易經》“遁”、“節”二卦之深義,且以調和儒道為己任,進一步提出“三教歸《易》”的學術觀和會通古今中西的治學方法,特別是對“質測”之學和“通幾”之論有著深入的探討。他認為:

        寂感之蘊,深究其所自來,是曰通幾;物有其故,實考究之,大而元會,小而草木蠢蠕,類其性情,征其好惡,推其常變,是曰質測。

        方以智在中國古代禪佛教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,他的禪學思想的主要特色和貢獻,具體來說就是注重知見的求道論、強調實行的修道論,提出“體無內外,道無彼此”、以禪歸《易》的易禪說。在人生觀上,方以智以“不浪死虛生以負天地”的入世情懷來關懷今生,用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憂患意識來磨煉人生。無論是在人性論,還是在對人生的看法等重要價值問題上,他都表現出原儒的思想性格,并力圖用這種儒學的救世精神來挽救現實社會。方以智還主張漢字拼音化,比“五四”時期魯迅等人的主張早了將近三百年。

        “桐城文派”的鼻祖之一。“桐城文派”是我國古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,亦稱“桐城古文派”,一般通稱“桐城派”。它以其文統的源遠流長,文論的博大精深,著述的豐厚清正,風靡全國,享譽海外,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有顯赫地位,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座豐碑。戴名世、方苞、劉大櫆、姚鼐被尊為桐城派“四祖”,但要上溯其源,可追溯到方以智、錢澄之。明代中葉以后,桐城學術興起,“能振筆為古文者,代有傳人”。明末清初,方以智等人致力于古文振興,開“桐城文派”先河。他們在古文理論和創作實踐上,已初步體現出“桐城文派”的某些特征,是“桐城文派”的前驅、鼻祖。李則剛在《安徽歷史述要》中說:

        方以智、錢澄之是桐城派鼻祖……方以智發表《文章薪火》,作為桐城派的濫觴,錢澄之的《飲光先生文集》問世,樹立了桐城派文章的楷模,他們已開桐城派的先河。……周始曰“明清之際,以方以智為先驅,逐漸形成桐城派”,是有緣由的。

        楊正明所撰的《樅陽與桐城派》指出:

        他們(方、錢)是同時代、同節操、居同里、文同好的古文大師,平生私交甚篤,常有詩文書信往來。并稱鼻祖,恰如其分。

        方以智的文學作品主要有《浮山文集前編》(十卷)、《浮山文集后編》(二卷)、《浮山此藏軒別集》(二卷)、《博依集》、《流寓集》、《流離草》等,一些詩文集被《四庫全書》收錄。其為文,強調文章的內在精神與外在形式的統一性,提出了“文章即性道”的命題。他說:

        言為心苗,托于文字。圣人之文章即性道,非今人所溺之文章也。

        方以智的散文,尤其是題識、游記,俱都洋溢著一種中和之美,在明末諸家中少有與之匹者。近幾年,甚至還有一些研究者認為,《紅樓夢》的真正作者是方以智。不僅文章寫得好,方以智的詩亦作得好,在晚明詩壇上,他是一位多產、有影響的詩人,且頗為自詡。他說:

        年十五,十三經略能背諷,班史之書略能粗舉。長益博覽百家。然性好為詩歌,悼挽鐘譚,追復《騷》、《雅》,殊自任也。弱冠慕子長出游,游見天下人如是而已,遂益狂放。……海內之言智者,或一位詞客,或以為狂生,天性不愛利祿,時以曠達玩世,故不為邊幅,以自雕飾。窮理者嫌其異于宋儒,而非之者有矣!

        方以智的藝術風格是追慕秦漢文風,而批判竟陵一派,自成方家,終成蔚然大觀的“桐城文派”之淵藪。

        明清科學的集大成者。方以智天生異稟,博涉廣覽,于諸子百家甚至“旁門左道”,“皆能考其源流,析其旨趣”。方以智的科學著作《物理小識》,與伽利略的科學巨著《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對話》出版時間差不多同時,而其光學實驗比牛頓的分光實驗早三十余年?!段锢硇∽R》的科學成就涉及光學、電學、磁學、聲學、力學諸多方面,尤其是在光學方面的成就更為突出。他提出的“光肥影瘦”現象,與今天所說的衍射現象很類似,且與西方科學家發現衍射現象在時間上大體相當,這的確難能可貴。他對光的色散現象的認識也是很深刻的。在聲學方面,方以智對聲音的產生、傳播、隔音、共振等都進行了研究。其中“隔音”一條,很可能是我國最早的關于吸音室的記載。在天文學方面,方以智對恒星視運動已有一定的認識,這早于西方200多年。方以智關于煉焦和焦炭作用的記載,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煉炭和用炭的最早文字記載,比歐洲要早一個多世紀。日本學者評價《物理小識》乃“當奈端(牛頓)之前,中國誠可以自豪的”著作。

        有名的社會活動家。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學,接受儒家傳統教育,曾隨父宦游,到過四川嘉定、福建福寧、河北、京師等地,見名山大川,歷京華勝地,閱西洋之書,頗長見識。長大后,重視游學、交友和經世務實之學,他認為:

        今天下脊脊多事,海內之人不可不識,四方之勢不可不識,山川謠俗,紛亂變故,亦不可不詳也。

        方以智的祖輩都直接或間接同東林黨有關系,他從小也養成了關心時世的習慣。成年后,載書泛游江淮吳越間,遍訪藏書大家,博覽群書,交友結社。與陳貞慧、侯方域、冒辟疆等主盟復社,裁量人物,諷議朝局,被時人稱為“明季四公子”。流寓湖南期間,方以智不僅與朝中好友經常保持書信聯系,而且與王夫子、陶汝鼐、劉有光等湖南士人有著密切的往來。1650年,清兵攻陷廣西平樂,方以智被捕,他堅貞不屈,清將馬蛟麟為其正義所動,聽任其出家。獲釋后,方以智即易服為僧,“逃禪”江西青原山。清康熙六年(1667年),14歲的康熙帝毅然決定開始親理政事,而正是這一年,方以智離開青原山,前往福建福州、莆田、建寧、建安、武夷山等地游歷長達半年之久。在金庸筆下的《鹿鼎記》中,反清復明的天地會,其根據地恰好就在福建,所講述的故事亦正好發生在康熙帝親政的這段時期。因此,不少研究者認為,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的原型人物就是方以智,他雖已“逃禪”至深,卻依靠自己在前朝遺民及民間的影響力,秘密扛起復明運動的大旗。最后,因“逆詩”被告發,以及在福建的一系列活動被清廷察覺,終至“粵難”爆發,方以智以身赴死。

        可惜的是,這樣一位經天緯地、學貫中西的一代宗師,卻因清朝統治者的忌諱,幾百年來銷聲匿跡。在“明季四公子”中,名聲還遠遠不及跟名妓鬧過不少緋聞的侯方域和冒辟疆??上驳氖?,清宣統三年(1911年),方以智誕辰300周年之際,孫中山借助海內外洪門的力量,發動辛亥革命,推翻了清朝統治。方以智地下有知,也該瞑目了。

        參考資料:

        羅熾著:《方以智評傳》;

        簡雄著:《浮世的晚風:還原明清江南士林生活圖景》;

        尹文漢著:《王船山與方以智的交往》;

        (臺)張永堂著:《方以智與湖湘文化》;

        (美)余時英著:《方以智晚節考》;

        (清)鄧顯鶴編撰:《道光寶慶府志》;

        (清)張葆連、劉坤一修纂:《光緒新寧縣志》;

        部分資料來源于網絡,原作者不詳,一并致謝。

      本文編輯:鐵打的寶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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